朱棣文：不排除与制定气候法案相关的任何途径

[10]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信息/知识的创新经济中，跨国企业的法务部门及延伸的跨国律师事务所比研究与开发部门更为重要。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以及各种类型的生物识别和数据传感设备，都推动以往主要借助物质载体呈现的商品不断无形化、数字化和数据化，从而推动法律范式的进一步转变。

而信息的价值化、规范化和时间化，则会进一步深刻改变法律的形态、法律的功能和法律的定义。然而，伴随人工智能和机器深度学习的发展趋势，当法律开始算法化和代码化，当代码在特定社会领域逐步替代法律的功能，当机器学习的能力快速提高，当机器学习的成本急剧下降，法律曾经承担的社会功能就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换言之，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阶段，主要倚重大陆法系展开法律的移植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近20年来中国如火如荼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最关键的就是要求在实体性商品制造、销售和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制度的完善。自然时间不再是确认信息/知识创造顺序的依据，相反，主要是通过法律时间的规范决断来确立相关信息/知识产权的边界。单纯依靠固定性和书面性的法律文本已不足敷用，因为已经难以再像过去那样通过简单的不学习态度去规制各种新型法律问题。

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演化历史之中，法律系统担负着至关重要的制度功能，它不断创造、改变、确认与协调社会系统的这些接触点，通过赋予各类主体相异的法律人格、身份、地位、资格、义务、权利和责任，以此架设和建立社会系统运作的功能中介与节点，并因此极大提高了社会系统演化的复杂性与可能性。古滕堡印刷术是法律个人化与世俗化的基础。但法院最终否认了黑猩猩的法律人格，它们不能像人类那样理解行为的规范意义，这才是最根本的。

或许未来的强人工智能更让人担忧，但这种讨论完全借助于对超远未来的想象，而非当前或不久之后所要面临的情境。肯定论之所以坚持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其问题意识来源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风险（如人工智能车间杀人、人工智能汽车驾驶杀人等），尤其在机器人索菲亚被赋予公民身份、在与发明者汉森的对话中冒出一句我想毁灭人类之后，法律人似乎更加恐慌。但是，当我们习惯于把Robot翻译成机器人时，早就先入为主地将它认定为与人类比肩的类人。后者的核心问题是（强）人工智能体是否可以作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其极端表现是：人工智能是否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而被科处刑罚。

可当我们将它们的头颅换成猪头、狗头、话痨鹦鹉、金属麦穗甚至木头桩子时（内部意识、语言能力不受任何影响），人们可能没有多少激情让动物或者金属成为与人类平等的法律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17年7月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的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等目标的激励。

这种外表的亲缘性让人产生了同类般的兴趣感、同情心。后者则更多涉及法律原理层面的思辨活动，因而以思维见长的法律人纷至沓来，最为热闹。如果一条法律规范只针对超远未来才有效，那么这种象征性立法也着实没有意义，严重背离法律定分止争的本意，留下的只是一地泡沫。这不亚于探究外星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比较实际的态度应当是：先找到外星人再说吧。

强人工智能的那种所谓自主意识，一些动物也具备，如在美国纽约最高法院的一起为黑猩猩申请人身保护令诉讼中（NhRP. v. Stanley），法院收到了一项专家证据：人类和黑猩猩的DNA几乎有99%是相同的，它们在大脑结构、认知发展、情感交流、社群活动等方面表现出了十足的类人性，甚至比某些状态下的人类还要强。人类成为法律主体并不仅仅因为计算能力，还在于其谋算能力（包括情感、灵性、精神等因素）。我们目前的人类社会确实已经非常危险，但我们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AI（《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1期）。但早在几万年前，人类就已经驯化狗并将之作为伙伴，难道今日我们也要将中华田园犬作为法律主体？修辞的魅力之一就是通过无比强大的语言让人难以断言其错，谁能证明有些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死亡就是对生命的肯定1+12等命题在社会科学上是不正确的？智能机器之所以被认为需要负法律责任，只是因为人们觉得它们像自己，就如同1266年法国丰特奈玫瑰县的法官在审判一只猪时先给它穿上了人类的衣服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要求的规范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错案防范与责任追究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援助制度等人权司法保障改革措施已经出台，也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明显的实施效果。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表现在司法方面就是要求司法的过程及结果的公正。

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落实全会部署，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近年来，司法不公问题越来越受到公众关注，必须通过司法体制改革防范和纠正司法不公，满足人民对于司法公正的期待和要求。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仅涉及到部门内部之间的权力划分，同时也涉及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与制约。例如我国员额制、刑事速裁程序、陪审制与审判中心三项规程改革等都经历过试点。[18]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切实履行司法改革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四项基础性改革和相关改革，妥善处理好四项改革和其他改革的关系，[19]使司法改革按计划有序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都是看准了的事情，都是必须改的，要坚定不移落实到位。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总结出，司法改革的原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防范和纠正司法不公。

经过试点实验对于可复制的改革措施可向全国推广，经过实践检验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措施应当改进后再推广。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凝聚着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政法干警的智慧和汗水。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司法改革的设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司法改革的部署，就是统筹规划的基本形式。十八大以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27]截至2017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九大之前的既定司法改革阶段性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党中央针对当前司法体制中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了任务要求和实施办法。

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强调：改革方案通过后，能公开的要向社会原原本本发布，以利社会共同监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试点工作要在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下进行，改革具体步骤和工作措施，鼓励试点地方积极探索、总结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司法权威的形成是依靠公正的司法活动与人民内心的信服，这体现了一种双向作用，即人民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感受公平正义，发自内心地去拥护，同时司法的权威得以树立于人民心中，这便是权威司法制度的建立过程。[15]2015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中央和地方改革。

要规范司法人员工作行为，隔断利益纽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改革的重要论述已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我们将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6]96-97冤假错案的发生直接损害人民的权利、伤害人民的感情，造成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损害司法权威。[30]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讲话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而且也指出了2019年以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26]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我国经济与司法现状，注重在程序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长期以来我国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的大环境下，更显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闪烁着现代司法的理性光辉，也散发出文明社会深厚的人文关怀。要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2]习近平总书记对司法规律清晰且全面的描述明确了我国司法改革应当遵循的司法规律的具体要求。第二，坚持遵循司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司法改革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将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6]78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要解决影响司法良好运行的深层次问题。

[3]131司法改革要围绕提高司法公信力展开。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将综合配套改革的任务细化为十大具体目标和十大具体任务。

通过分类推进制度改革，更好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将改革经验分类积累和总结分析后在其他地方更加顺利地推广。[3]119从目前改革的情况来看，中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为了建立高效的司法制度，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有三个方面。

试点先行的方式大大降低了司法改革的风险，同时也缩短了司法改革取得实效的时间。[17]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对司法改革方法的论述，可以总结为：统筹规划，分类推进与试点先行。